【柯庆施】柯庆施简历

孔繁森是孔子第74代孙,模范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孔繁森的事迹相信很多人都耳熟能详。1979年,孔繁森第一次赴西藏工作,之后更是为藏区经济发展、西藏人民的生活改善付出一生,真正做到心甘情愿为人民服务。1994年,孔繁森在返途中发生车祸,不幸逝世,年仅50岁。人物生平 (1944年7月-1994年11月29日),孔子第74代子孙,聊城市堂邑五里墩村人,1961年7月于聊城技校毕业后,应征入伍,1964年被评为济南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同年10月赴京参加国庆15周年观礼。1966年9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复员回到聊城,任聊城技工学校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到聊城地革委生产指挥部工作。曾任共青团聊城地委常委。1975年3月,任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1979年7月赴西藏自治区。任中共岗巴县委副书记。1981年4月回聊城,历任中共莘县县委副书记,聊城行署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聊城地区林业局局长、党组书记,聊城行署副专员、党组成员。1988年,再次赴藏,任拉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1992年11月,调任阿里地委书记、阿里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政协阿里地区委员会主席。 荣誉称号 1994年9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1994年11月29日,在带领工作组赴新疆塔城地区考察时,不幸以身殉职。为纪念孔繁森、发扬孔繁森的无私奉献的精神,中共聊城地委、聊城地区行署,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先后作出向孔繁森同志学习的决定。《人民日报》发表《向孔繁森同志学习》的社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乔石,先后为孔繁森题词,对孔繁森同志给予极高的评价。中共中央组织部追授孔繁森“模范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的称号。 藏区工作 进藏以后,原定孔繁森担任日喀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当地党委考虑到他年轻能干,征求本人的意见后,派他到海拔更高的岗巴县任县委副书记。在岗巴工作的3年间,他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访贫问苦,和当地群众一起收割、打场,干农活、修水利。1981年,孔繁森奉调回山东,先后任莘县县委副书记、行署办公室副主任、地区林业局长、聊城地区行署副专员等职。 孔繁森在母亲年迈、3个孩子尚未成年、妻子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仍然克服困难,再次带队进藏,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为了发展当地教育事业,他跑遍了全市8个区县所有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的乡、村办小学,拉萨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全市56个敬老院和养老院,他走访过48个,给孤寡老人送去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因西藏偏远地区医疗卫生条件较差,他每次下乡时都特地带一个医疗箱,买上数百元的常用药,送给急需的农牧民。一个医药箱虽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对接受治疗的患者来说,却往往是性命攸关。 1979年,孔繁森第一次进藏担任岗巴县委副书记,在岗巴工作三年,他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与藏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88年,孔繁森第二次调藏工作,担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孔繁森到任仅四个月的时间,就跑遍了全市八个县区所有的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的村办小学,为发展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奔波操劳。 孔繁森对于分管的卫生和民政工作也同样的投入,为了结束尼木县续迈等三个乡群众易患大骨节病的历史,他多次爬到海拔将近5000米的山顶水源处采集水样,帮助群众解决饮水问题。 1992年底,孔繁森第二次调藏工作期满,西藏自治区党委决定任命他为阿里地委书记,这一任命意味着孔繁森将继续留在西藏工作,面对人生之路又一次重大选择,他毫不犹豫地服从了党的决定,人民的需要。阿里地处西藏自治区的西北部,平均海拔4500米,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阿里的面积相当于两个山东省,而人口仅有六万,地广人稀,这里长年气温零度以下,最低温度达零下40多度,每年7至8级大风占140天以上,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使许多人都望而却步。 1993年,孔繁森进藏工作期满,但他继续留在西藏,担任了阿里地委书记。为了摸清实际情况,他深入调查研究,求计问策,寻找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路子。不到两年的时间,他跑遍了全地区106个乡中的98个。阿里是西藏最偏僻和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外出时常常一天也看不到一个人影。他们饿了就吃口风干的牛羊肉,渴了就喝口山上流下来的雪水。旅途中虽然艰苦,孔繁森却充满乐观,并风趣地对随行人员说:“快尝尝,这是上等的矿泉水,高原没有污染,等我们开发出来了,让外国人花美元来买!” 1992年,拉萨市黑竹、工卡等县发生地震,任拉萨市副市长的孔繁森赶赴灾区。在那里,他收养了12岁、7岁和5岁的三个孤儿曲尼、曲印和贡桑。孔繁森将他们带回拉萨,照管他们的生活,教他们读书识字,夜里孔繁森就同孩子们挤在一张大床上睡觉。年幼的孩子常在夜里尿床,他就不厌其烦地洗换床单。节假日只要有空,他说带上他们逛公园,逛商店,给他们买衣物。孔繁森虽然是副市长,但他每次下乡去,总要带些自己的钱给生活困难的乡亲,往往一月刚过半,工资就花光了,有时连伙食费也不够交。他自己经常吃榨菜拌饭,却不愿让孩子和他一样受罪,钱不够怎么办?孔繁森就献血换钱来给孩子添补营养。市长格桑顿珠见孔繁森负担太重,领走了曲尼。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去新疆塔城考察边贸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 在孔繁森的葬礼上,悬挂着一幅挽联,形象地概括了孔繁森的一生,也道出了藏族人民对他的怀念: 上联: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 下联:二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山。 歌曲《走进西藏》《公仆赞》《等你回家》就是对他的赞颂。孔繁森的故事【柯庆施】柯庆施简历。 益西卓玛治病 1988年,孔繁森在母亲年迈、3个孩子尚未成年、妻子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仍然克服困难,再次带队进藏,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为了发展当地教育事业,他跑遍了全市8个区县所有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的乡、村办小学,拉萨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全市56个敬老院和养老院,他走访过48个,给孤寡老人送去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因西藏偏远地区医疗卫生条件较差,他每次下乡时都特地带一个医疗箱,买上数百元的常用药,送给急需的农牧民。一个医药箱虽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对接受治疗的患者来说,却往往是性命攸关。 藏族农民向孔繁森敬献青稞酒 1993年,孔繁森进藏工作期满,但他继续留在西藏,担任了阿里地委书记。为了摸清实际情况,他深入调查研究,求计问策,寻找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路子。不到两年的时间,他跑遍了全地区106个乡中的98个。阿里是西藏最偏僻和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外出时常常一天也看不到一个人影。他们饿了就吃口风干的牛羊肉,渴了就喝口山上流下来的雪水。旅途中虽然艰苦,孔繁森却充满乐观,并风趣地对随行人员说:“快尝尝,这是上等的矿泉水,高原没有污染,等我们开发出来了,让外国人花美元来买!” 1992年,拉萨市黑竹、工卡等县发生地震,任拉萨市副市长的孔繁森赶赴灾区。在那里,他收养了12岁、7岁和5岁的三个孤儿曲尼、曲印和贡桑。孔繁森将他们带回拉萨,照管他们的生活,教他们读书识字,夜里孔繁森就同孩子们挤在一张大床上睡觉。年幼的孩子常在夜里尿床,他就不厌其烦地洗换床单。节假日只要有空,他说带上他们逛公园,逛商店,给他们买衣物。孔繁森虽然是副市长,但他每次下乡去,总要带些自己的钱给生活困难的乡亲,往往一月刚过半,工资就花光了,有时连伙食费也不够交。他自己经常吃榨菜拌饭,却不愿让孩子和他一样受罪,钱不够怎么办?孔繁森就献血换钱来给孩子添补营养。市长格桑顿珠见孔繁森负担太重,领走了曲尼。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去新疆塔城考察边贸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柯庆施】柯庆施简历。孔繁森纪念馆 孔繁森纪念馆坐落在中国江北水城碧波荡漾、风光秀丽的东昌湖畔,1995年7月4日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建馆,1995年9月10日正式开馆接待观众。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坐落在东昌湖西北隅。为纪念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弘扬孔繁森精神,1995年7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建馆,9月14日正式开馆。馆占地面积约1.0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馆高15米,外形为双重檐、四周为换廊式结构。【柯庆施】柯庆施简历。孔繁森的儿子 孔繁森之子孔杰,1991年8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大学学历。 历任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镇长,中共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委书记,中共济南市历城区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济南市历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06年12月任中共济南市历城区委常委、纪委书记,2007年4月任共青团济南市委书记。2012年1月21日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孔杰为济南市物价局局长。历史评价 在孔繁森的勤奋工作下,阿里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从1994年开始,全西藏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8亿元,比1993年增长37.5%;西藏的国民收入超过1.1亿元,相对于1993年而言增长6.7%。他为了制定把阿里地区的经济带上新台阶的规划,准备在西藏地区最有潜力的边贸、旅游等方面下功夫。为此,他带领西藏有关部门,亲自到新疆塔城进行边贸考察。1994年11月29日,完成任务返回阿里途中,不幸发生车祸以身殉职,时年50岁。他牺牲后,江泽民总书记于1995年4月29日亲笔题词“向孔繁森同志学习”,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也题词“学习孔繁森同志热爱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孔繁森》一文已被苏教版语文书收录为课文。

孔四贞(1635年-1713年),清初定南王孔有德之女。四贞出身将门,随父军中,性情刚烈。嫁给孙延龄后,在丈夫面前趾高气扬,孙延龄心机颇深,最初对孔四贞百般恭敬,孔四贞遂为他在宫廷游说,使延龄得宠朝中。康熙四年,延龄怂恿四贞请求朝廷准许他们“就食广西”,皇帝批准。后来延龄夫妇举家南下,孙延龄便渐次排挤了孔四贞,夫妻感情恶化。 人物生平 死里逃生 孔四贞幼时,曾为吴三桂养女。顺治九年,李定国奇袭广西,孔有德把两位夫人及子女叫到跟前,他对两位夫人表明自己一旦城破必然殉国的决心,希望两位夫人能同子女一起出城暂避一时。但两位夫人不肯舍夫而去,最后决定由两个保姆带着孔廷训、孔四贞随同难民一起逃到城外乡间。 逃到城外后,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两位保姆就各自带着一个孩子去寻找避难住所了,桂林人都知道孔有德有两个十来岁的孩子,两个保姆带两个孩子在一起的确很扎眼。就这样,孔四贞同兄长也分开了。 桂林城破后,孔有德自尽,其家一百二十余口悉数被杀,仅孔四贞逃出生天,而孔廷训也被李定国擒获。 扶柩北上 孔四贞在过了将近一年的难民生活后,孔有德部将缐国安的军队攻下了桂林。在缐国安的主持下,孔有德及两位夫人的遗骸均已入殓,一身缟素的孔四贞扶柩北上,不分昼夜驱马赶往京城。从桂林到北京行程数千里,而且两湖还是抗清军队出没的地区,主持军务的缐国安派了最得力部将、最精锐的部队护送孔四贞扶柩进京。在军营中长大的孔四贞,一下子就被将士们当作孔有德一样尊敬。 顺治十一年六月初三,孔四贞扶柩至北京,顺治帝令诸王大臣会送,给银四千两造坟,工部立碑,孔四贞请求将孔有德骸骨葬在北京,顺治帝慨然应允,并赐孔有德谥“武壮”,在北京建立定南武壮王祠,并设醮诵经18个日夜。此外,顺治派礼部侍郎恩格德赐孔四贞银万两,作为日用,让她享受郡主的俸禄。 孝庄太后哀怜孔四贞孤苦伶仃,将她收养在宫中。 拒入帝帏 孝庄太后太有意培养孔四贞和顺治帝的感情,不仅督促孔四贞读经书,而且每当顺治退朝后,总要找个事由把孔四贞派到顺治的住地;尤其当顺治帝到南苑打猎时,从来都要让孔四贞陪同前去。 顺治十二年四月,孝庄太后特意同孔四贞拉起了家常,问起孔四贞是否定婚,毫无思想准备的孔四贞脱口说道:“父亲在世时已经把自己许配给部将孙龙之子孙延龄。”孝庄太后愣了好一会儿才叹了口气说道:“既然不能给我当儿媳,就给我当女儿吧!” 于是,孝庄太后收孔四贞为养女,封和硕格格。 刻骨之痛 不久,孔四贞嫁给孙延龄。孔四贞出身将门,随父军中,性情刚烈。嫁给孙延龄后,在丈夫面前趾高气扬,孙延龄心机颇深,最初对孔四贞百般恭敬,孔四贞遂为他在宫廷游说,使孙延龄得宠朝中。 康熙四年,孙延龄怂恿四贞请求朝廷准许他们“就食广西”,康熙帝批准。清廷封孙延龄为上柱国、光禄大夫,世袭一等阿思尼哈番、和硕额附、镇守广西等处将军,孔四贞为一品夫人。后来孙延龄夫妇举家南下,孙延龄便渐次排挤了孔四贞,夫妻感情恶化。 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乱爆发,吴三桂起兵反清,并引诱孙延龄起兵响应。 但是,虽然经过了十二年的时间,无能的孙延龄也没能真正在广西树起自己的队伍和亲信来。他根本就无力调动广西的兵马,孔有德的旧部无人听从他的指挥。 此时孔四贞懊悔异常,“日夜感上恩,劝延龄归顺”,孙延龄首鼠两端,犹豫不决。 力挽狂澜 康熙十三年,孙延龄杀害了与他平时不和的部将和地方官员王永年,起兵响应,自称安远王,但他拖欠兵饷,将士多不服,因而故发动了兵变,拥护孔有德已故部将缐国安的公子为首领,但缐公子治军过严,士兵又哗变重新拥立孙延龄。 当时孙延龄和孔四贞逃匿于普通居民家,士兵找到了他们,孙延龄害怕不敢出来,孔四贞对他说:“出去是死,不出去也是死。”她将孙延龄隐藏在别处,自己出来对士兵说:“你们杀我夫妇很容易,但你们难道不念及已故的定南王吗?”士兵们“环列叩首”,说明了拥立的意思。 孔四贞知道并无危险,就叫孙延龄出来。孙延龄不敢坐车回府,只让孔四贞坐,自己则扶着车步行。孙延龄至此终于明白自己是多么无能,便对孔四贞说:“我之所以能复生,是因为你的缘故。士兵们是感念定南王的威德才尊重你,自此你掌握权力管理一切事务,我自己只愿意当一个闲人。孔四贞“遂戎服绣帕首蟒衣,日击鼓升堂理军务,军士颇服”。 康熙十四年九月,为了逼孙延龄尽快反正,孔氏旧部发动兵变,杀了孙延龄的兄长孙延基,勒令孙延龄交出兵权,听从孔四贞的指挥。 孔四贞执掌军权后,一方面表明自己自离开北京无时无刻不以太后的隆恩为念,作为孔有德的女儿,为了朝廷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只求太后网开一面赦免孙延龄。另一方面,她也把写下的令定南王部下配合朝廷同叛军作战的命令交给了傅弘烈。孔四贞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吴三桂如果得到孙延龄反水的消息决不会饶过他们,一旦身遭不测,就由傅弘烈去指挥这支军队。 六年囚禁 康熙十五年十二月,吴三桂从马雄那里得悉孙延龄暗通清廷,决定对其进行突然袭击。他派侄孙吴世琮以进兵广东为名,兵临桂林,将孙延龄杀害。孔四贞的独生子,也被吴世琮所杀。 后来吴三桂把四贞接到云南,以为笼络原定南王部属,事实形同软禁。孔四贞待在昆明八年。 重回北京 康熙二十一年,清军攻下昆明,三藩之乱彻底平定,孔四贞回到阔别16年的北京,她交出一直隶属其父的军队。孑然一身的孔四贞自此在西华门附近的南北长街居住长达30多年,在孤寂中,她为所有死于战乱的无辜者诵经。 康熙五十二年,孔四贞去世,清廷为她举行了隆重的丧礼。 孔四贞与顺治 孔四贞的父亲孔有德,原是明朝镇守辽阳的一名参将,明末降清,顺治初年封为定南王,后来成为清政府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和其它抗清力量的得力干将。顺治七年,孔有德率清军打到广西,杀了宁死不降的南明东阁大学士瞿式铝,从此驻军桂林,镇守广西。 顺治九年五月,一直活跃在西南的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余部——大西军,北伐抗清。起义军在李定国率领下,打到广西。虽然孔有德对援军的到来还抱有一线希望,但他必须做最坏的准备——万一援军未到桂林就已经陷落,他本人作为清王朝的定南王以身殉国理所当然,但他的妻妾、子女就没有必要和他一起死。他必须趁李定国的军队还未包围桂林,把后事安排妥当,否则就真的来不及了。 同父母的生离死别就发生在六月二十九日凌晨。大败而归的孔有德把两位夫人及子女叫到跟前,他对两位夫人表明自己一旦城破必然殉国的决心,希望两位夫人能同子女一起出城暂避一时。但两位夫人不肯合夫而去,最后决定由两个保姆带着孔廷训、孔四贞随同难民一起逃到城外乡间。逃到城外后,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两位保姆就各自带着一个孩子去寻找避难住所了,桂林人都知道定南王有两个十来岁的孩子,两个保姆带两个孩子在一起的确很扎眼。就这样,孔四贞同兄长也分开了,而且永远地分开了。 就在孔四贞和兄长逃出城的第二天,李定国兵临桂林城下。七月初二,李定国开始对包围三层的桂林发起进攻,激战持续了三昼夜。即使是躲在郊外民宅的孔四贞,也能清晰地听到隆隆的枪炮声与象群冲撞城墙所发出的咚咚声,每当听到夹杂在其中的坍塌声,她的心就缩成一团……七月四日,一股浓烟从桂林城里升起,没过多久就冒出冲天的大火,她本能地感到:桂林已经失守了,定南王府已经陷入一片火海,她的父母正在被无情的烈火所吞噬…… 消息传到北京,顺治帝深感震惊,下令撤朝“痛悼”。后来,世祖与皇太后“悯有德殁于王事”,令人将孔四贞送入宫内由太后抚养。于是,孔四贞就从广西来到北京,住进皇宫。 顺治十一年,孔有德灵柩自广西经北京运往东京安葬。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皇帝特命“葬车至日,应遗内大臣、礼部官员各一员迎奠。并令和硕亲王以下、梅勒章京以上各官往迎”,“往东京时,仍令诸王大臣会送,给银四千两遣坟,工部立碑”。接着,又派礼部侍郎恩格德给孔四贞另送去白银二万两,供她日常生活之用。孔四贞接受赠银后,又提出:“臣父骸骨,原命归葬东京,但臣兄既陷贼营,臣又身居于此,若将父骸送往东京,孝思莫展,请即于此地营葬,便于守视。”顺治帝欣然允诺,不但将孔有德安葬在京城,还以“定南武状王孔有德建功颇多,以身殉难,特赐其女食禄,视和硕格格”。从此,孔四贞成了清宫中的一名公主。 弥漫的硝烟已经散去,桂林的王府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甲天下的山水也消失在身后,灵柩中的父母与孔四贞虽然近在咫尺却已是生死两茫茫。她又想起母亲叮嘱保姆的话:“此子苟脱于难,当度为沙弥,无效乃父一生驰骋南北,下场有今日也。”这话是对兄长说的,可兄长已经成了俘虏,“苟脱于难”的恰恰是她这个女儿。男儿“一生驰骋”下场如此,两位母亲的下场何尝不是如此。父亲已经在口头上把她许配给孙龙之子孙延龄,将来跟着孙延龄驰骋南北,也难免像两位母亲一样。经过一路的思索,孔四贞对自己的未来已经安排妥当:在办完父母的丧事后就出家为尼,与青灯古佛为伴,吃斋念佛,日日诵经,不仅可以超度父母的亡魂,也保住自己一生的平安。 其实孔四贞不可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也许是她的六根未净,也许她作为孔有德惟一的后代对于在广西喋血而战的将士还是一面旗帜,她不仅未能遁入空门,反而被召进了宫门。年轻的顺治皇帝与母亲孝庄皇太后接见了孔四贞,如此浩荡的天恩是孔四贞能拒绝得了的吗? 比孔四贞年长5岁的顺治皇帝是个性情中人,从第一眼看到一身素服、孑然一身的孔四贞就心生怜爱之意。此时的顺治刚刚经历第二次大婚。顺治帝的第一位皇后是多尔衮摄政时给包办的,此女是孝庄太后的内侄女——吴克善之女,显而易见这门婚姻也体现了太后的意愿——通过联姻来巩固同蒙古各部的联盟。然而,当孝庄皇太后的兄长吴克善在顺治八年正月十七日送女儿到北京时,尽管宗室亲王满达海等均建议应在二月为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却遭到皇帝本人的拒绝。对于这位“睿王于朕幼冲时因亲定婚,未经选择”的皇后人选,顺治并不想接纳,尚未合卺已心存芥蒂。 顺治对婚姻的抵触,与多尔衮积怨甚深有一定的关系。吴克善之女——这位待嫁新娘,直至该年八月十三日在被晾了8个月以后才得到册封,但肃穆的册封仪式一结束,皇后就被撂在一边,如花似玉的容貌、含苞待放的年华统统被黄瓦红墙所禁锢。多尔衮在摄政时曾伤害过小皇帝的自尊,仅仅因为这门婚姻是多尔衮包办的,就足以令顺治如鲠骨在喉,少年天子的一腔积怨都发泄到皇后的身上。 尽管孝庄皇太后很想调节帝后之间的紧张关系,但经过三年的努力依旧没有任何的好转,太后拗不过顺治,在顺治十年八月二十五日被迫同意把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 孝庄皇太后可以同意废后,但绝不会坐视满蒙联盟受到危害,在太后的主持下,废后的侄女——吴克善的侄孙女又从大清门抬了进来。顺治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也就是孔四贞到北京后13天,14岁的博尔吉济特氏被册立为皇后,此即孝惠章皇后。然而这第二位蒙古皇后,也未能跨越文化上的鸿沟,对顺治来说第二位皇后只是母亲送给他的一件礼物,尽管他不喜欢,却也要摆在那里,权当一件不可心的摆设。对顺治来说纳汉女为妃,既是文化上潜移默化的结果,也有政治上的需要,他毕竟是入主中原的皇帝,在孔四贞来京之前就“选汉官女以备六宫”。恪妃石氏、为顺治生育皇长女与皇五子常宁的陈氏、生育皇六子奇绶的唐氏、生皇五女的王氏以及生皇二女和硕恭悫公主的杨氏,就都是汉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顺治的6位蒙古后妃没有一人生育子女,足以反映出文化背景对顺治情感世界、家庭生活的影响。 凭母亲的直觉,孝庄皇太后感到顺治对孔四贞的情感日增,在军营长大的孔四贞虽然也没系统地读过经书,但她毕竟是汉人;而她在桂林三年的见闻已经让在紫禁城的皇帝领略到岭南风情。生性聪明的孔四贞,只要稍微用点心思读点诗词,就能同顺治有更多的话题。对孔四贞,太后也在冷眼观察,从孔四贞的谢恩疏所写的发自肺腑的话“臣一草木之微,谬蒙天地弘施,总碎首以为期,即捐生其莫报”,看得出这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对于顺治与孔四贞之间的朦胧恋情,太后不仅不干预,反而为他们之间的接触提供方便,太后不仅督促孔四贞读经书,而且每当顺治退朝后,总要找个事由把孔四贞派到顺治的住地;尤其当顺治到南苑打猎时,从来都要让孔四贞陪同前去,驰骋在马上的孔四贞是相当迷人的。 太后之所以有意培养他们之间的感情,有其深刻考虑。当母亲的知道儿子对两次大婚都不满意,惟一能弥补的就是让他自己找个称心如意的女人册封为妃嫔。在太后心中还有个不能捅破的窗户纸,那就是儿子对弟媳董鄂氏萌生的爱慕之心。董鄂氏的丈夫是顺治异母弟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清代所实行的令命妇轮流入宫侍奉后妃的制度,为身为襄亲王妃的董鄂氏同顺治的不期邂逅提供了机会。董鄂氏虽然是满洲女子,却自幼系统学过《四书》、《五经》,对书法也很精通,称得上是顺治的红颜知己。太后已经听到一些风声,为了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在顺治十一年四月初五颁布了“停止命妇入侍”的懿命,以“严上下之体,杜绝嫌疑”,斩断多情天子同弟媳董鄂氏之间的来往,让他们把刚刚萌生的恋情冷却、淡化,在无声无息中消失。 孔四贞的出现使太后找到了解决难题的希望,只要孔四贞能在顺治心中燃起炽热的激情,董鄂氏就会成为历史。这的确是件一举五得的事情:顺治在感情上得到满足,为国尽忠的孔有德夫妇的孤女能有一个理想的归宿,孔有德部下同皇家的关系会更加密切,小儿子博穆博果尔的家庭、脸面也能保全,更难得的是以孔四贞的身世绝不可能影响到顺治皇后的地位。 到了该揭锅的时候,顺治十二年四月的一天,太后特意同孔四贞拉起了家常,问起孔四贞是否定婚,毫无思想准备的孔四贞脱口说道:父亲在世时已经把自己许配给部将孙龙之子孙延龄。太后愣了好一会儿才叹了口气说道:既然不能给我当儿媳,就给我当女儿吧!孔四贞被太后的话惊呆了,等她回过味的时候已经是泪流满面,哭着向太后解释道:父亲只是口头上对孙龙说过,孙家还没把彩礼送过来…… 孔四贞与顺治实在是有缘无分,尽管男有情、女有意,但孝庄皇太后不能不考虑广西将士的情绪。在处理婚姻问题上,太后从来都是把情感放在第二位。尽管孙家还没送彩礼,但这毕竟是孔有德的选择;至于没送彩礼,那也是因为孙龙阵亡、桂林陷落而来不及办。太后太了解定南王的部将了,他们跟着孔有德已有几十年,只知道唯孔氏之命是听。太后也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个“情种”,为了情会闹得天翻地覆。于是她赐予孔四贞“格格”称号,收其为义女,令其住在宫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公主。既满足了他们都不愿失去对方的意念,又以兄妹的名分限制彼此的关系,从而使得顺治永远是孔四贞的水中月,而孔四贞则永远是顺治的镜中花;既抚慰了当事人,又通过对孔四贞的恩宠笼络住孔有德的部下。 对太后来说,最棘手的是失去了让顺治忘掉董鄂氏的人选。顺治同董鄂氏的恋情竟又悄悄复燃,而且最终传到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耳中。顺治在得知董鄂氏因此受到丈夫的“斥责”后,竟打了弟弟一个“耳掴”。博穆博果尔“乃因怨愤”在顺治十三年七月初三去世,董鄂氏作为襄亲王的未亡人也被选进皇宫中。顺治同董鄂氏之间的惊世骇俗的恋情令孔四贞悲从中生,但她还要生活在紫禁城,在太后的指导下学习兵书战策,以便能尽快遥控那些久经战阵的老将,这是她对义母的惟一回报。 孔四贞怎么死的 康熙二十一年,清军攻下昆明,三藩之乱彻底平定,孔四贞回到阔别16年的北京,她交出一直隶属其父的军队。孑然一身的孔四贞自此在西华门附近的南北长街居住长达30多年,在孤寂中,她为所有死于战乱的无辜者诵经。 康熙五十二年,孔四贞去世,清廷为她举行了隆重的丧礼。 据传孔四贞被安葬于现在西三环与复兴路口的公主坟,但历史事实是,安葬于此的两位公主却是嘉庆皇帝的两个女儿,她本人更有可能是葬在阜城门外的孔王坟(今天的外交学院所在地)——她父亲孔有德的身边。 人物评价 孝庄太后:定南武壮王女孔氏,忠勋嫡裔,淑顺端庄,堪翊壸范

柯庆施自1922年加入共产党后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革命洗礼,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南京市市长、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位。柯庆施主政上海,深受毛泽东赏识,被称为毛泽东的“好学生”。柯庆施于1965年4月9日逝世,享年63岁,然而他的死却被红卫兵造反派诬陷为是贺龙和李井泉的谋害。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柯庆施(1902年—1965年),1902年生于安徽歙县南乡水竹坑,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年在安徽省立第二中学读中学,因从事学生运动被开除,后转学至南京;曾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青年团工作。 1923年被派到安庆,1924年春调到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同年冬赴苏联海参崴做华工工作。 1926年春回国,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秘书长,发展中国共产党及共青团组织;1928年起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29年秋被中共中央派到鄂东南从事兵运工作;同年12月起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秘书长;1930年6月起任红三军团八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夏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委员会书记,同年10月起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1934年春回上海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同年冬改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1935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军事工作负责人。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0月起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民政处处长、复员委员会副主任、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河北省石家庄市市长;1949年5月起任南京市副市长。 主政上海 柯庆施于1954年秋由江苏省委调上海,接替陈毅主持中共上海局,至1965年4月去世,前后整整10年。 多少年来,直至“文革”末期的1975年,上海的《学习与批判》还发专文纪念柯庆施“逝世十周年”,称之为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 1956年10月上海市政府为鲁迅迁墓,柯庆施与许广平、宋庆龄、茅盾等为鲁迅扶灵。 柯庆施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早在1922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3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要职。 建国后,柯庆施先后就任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1954年2月,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已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因被定为与高岗结成的“反党结盟”而垮台;同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内定为外交部长的人选。这样在一两年间,华东及上海的第一二把手便相继空缺,柯庆施成为事实上的第一把手。 说到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鼓吹,人们总以为林彪或康生为始作俑者,然而拔头筹的却是柯庆施。 柯庆施出任上海一把手伊始,面临的是两件大事:一是1955年4月全国党代会期间发生的“潘杨事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公安局局长杨帆被诬为“内奸”;另一件是紧接着发生的“胡风事件”。这两件事均系毛泽东的决断所致。这两件大事对上海影响很大。 柯庆施刻意挽留奉调《人民日报》的张春桥,使之成为自己的类似政治顾问一类的角色;柯庆施极善揣摩领袖的心态,长于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这又有赖于擅长舞文弄墨的张春桥。 被毛泽东赏识 毛泽东在1957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对1956年的反冒进已有微词,并明确批评“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 在这年11月他又提出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设想。在这年年底召开的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会议上,柯庆施作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备受毛泽东青睐。 《人民日报》在1958年1月25日将长达3万字的该报告的第一和第四部分全文转载,并加长篇按语。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他取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将周恩来的军:“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除了检讨,周恩来别无选择,用与会者李锐的话说,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65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屡称年仅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 在5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几次大会讲话中,屡屡称赞“柯老”,而周恩来和陈云则不得不就1956年的反冒进当众检讨。在大会结束后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和谭震林、李井泉成为政治局委员。 当外界盛传毛泽东一度想用柯庆施取周恩来而代之的时候,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文字中,婉转地提到担任总理职务是否合适的问题,但以周恩来的才干和威望,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表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的总理职务,柯庆施自此也明白了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这位封疆大吏认准了一条:紧跟毛泽东就是“胜利”。这一条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再次得到验证。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逐渐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产生的诸多问题,着手有限度地纠“左”。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初衷,也还是适度纠“左”。因而他上庐山时所准备的全是关于纠“左”的材料。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将彭致他个人的信批转与会者。柯庆施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握到领袖的脉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在21日的华东组会上,张闻天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 柯庆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断责难张的发言。果不其然,23日,毛泽东召开全体大会,对彭德怀等人严厉指责,发出“反右倾”的号令。 因为反对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从大跃进的挫折中转向对阶级斗争的密切关注,特别强调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柯庆施的关注热点也随之从经济领域转向思想文化领域。 1963年1月初,柯庆施在经过精心准备之后,借上海文艺界元旦联欢会的机会,告诫与会的作家、诗人、剧作家、音乐家、美术家:解放13年来的巨大变化是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柯庆施强调: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 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江青以毛泽东的“文艺哨兵”自居,开始染指文艺界。无奈她在北京确实吃不开,不用说彭真不把她当作一个人物,周扬等人也不愿曲意逢迎。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则如鱼得水。柯庆施已经从毛泽东注意力的转移中,领悟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让自己的心腹张春桥成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视上海为“基地”。 1964年10月6日,由周恩来、贺龙和柯庆施陪同,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是一个重要的迹象。果不其然,在不到3个月之后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首次会议上,柯庆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16位副总理中,位居第六,在同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之前。 逝世前后 196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讣告:柯庆施同志因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在成都逝世,终年63岁。 当时新华社连日报道了为柯老举行的隆重追悼仪式;11日中午,骨灰由成都送抵北京,13日上午在首都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柯庆施追悼大会,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讣告中称他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系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的规格。 这一切都说明,柯的死一切正常。 谁知一年多之后,西南的红卫兵造反小将抛出“重磅炸弹”,揭指是“贺龙和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狼狈为奸,勾结起来,共同谋害了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弄得举国上下一片哗然。 据《书报文摘》刊文,柯庆施是应贺龙和李井泉之邀去成都的。4月5日贺、李宴请柯庆施后,当夜12时柯就出了事,三天之后猝死。 这一切似乎为柯庆施被“谋杀致死”的说法蒙上了一层难辨真假的迷雾。 “柯庆施谋杀专案组”是张春桥亲自点将由“三结合”班子组成的,头头是个军人。 这个所谓的“三结合”专案组却只有一个专门技术人员。 专案组一班人从上海悄然抵达成都。此时一切都已时过境迁,柯庆施的尸体早已成了灰烬,当时的现场、死者接触过的物件都已荡然无存,有关当事人也被当时已在全国传得神乎其神的“谋杀”说吓得似惊弓之鸟。 因此,专案组的调查只能从外围入手,查明柯庆施之死的前因后果和抢救治疗的大致过程。专案组经过调查,访问了一些当时出席宴会的人,也见过贺龙夫人薛明,并对柯庆施整个抢救治疗过程的方案细细审视甄别,认定此中一切准确无误,绝无一丝技术性差错,也没发现丝毫疑点。 经过反复调查,专案组认为柯庆施猝死的经过是这样的:1964年,医生发现柯庆施患肺癌,由上海华东医院切除了致癌肺叶。此后,柯的身体已很虚弱,但这一切都是当时的“绝密”。 1965年春,应正在成都疗养的贺龙元帅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邀,柯庆施于3月13日到成都。 4月5日是清明节。这天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领导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出面设晚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贺龙和柯庆施都是宴请的主宾。 这种宴请通常都是主宾双方和夫人共桌。临开席不知谁提议:今天的晚宴男女宾分桌,大家一醉方休。此提议一出最受男宾欢迎,于是立即安排夫人们另开一桌,柯庆施的夫人被安排到女宾席。为此柯庆施高兴异常。原来柯夫人知柯庆施有病,宜吃清淡饮食,忌油腻、烟酒。遵医嘱,她平日里对柯庆施的饮食生活管束甚严。这晚柯庆施偶得“解放”。又逢老友,真有点“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氛围,大家尽兴而饮,一醉方休。宴会从下午6时开席,至晚9时许才尽兴而散。 柯庆施回到招待所,看了些文件,临睡还吃了一把花生米,食欲极好。几小时后,大约午夜12时多,柯庆施腹痛,柯的保健医生胡允平当即赶到作了常规处理,一直到凌晨2时,病情不见缓解。胡允平立即给上海专管高干治疗的华东医院挂长途电话,向薛邦祺院长汇报了柯庆施的病情。到清晨,眼看柯庆施的病情继续加重,连秘书也慌了神,便直接给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打电话,要求火速派上海的高干医护人员到成都诊治。这时,虽然柯庆施身边围满了四川方面许多优秀的医生,但柯庆施自己和家属却更信任上海的医生。 中午时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领着上海一流的医护组赶往成都,立即投入会诊、抢救。 可是虽经几天的努力,依然无效,柯庆施于4月9日下午6时30分死亡。 如果柯庆施真有取代周恩来之心,大概也会发出“既生亮,何生瑜”之叹了。 倘若假以时日,柯庆施必将受到毛泽东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愿,自1964年春发现肺癌并手术切除后,柯庆施便在病假疗养中,延至次年4月9日终于不治。 在“打倒一切”的“文革”中,中共党史上早有定论的革命家几乎无一幸免,李大钊、瞿秋白、王若飞等老一辈革命家不是被诬为“叛徒”,就是被斥为“机会主义分子”,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被称为毛泽东的“好学生”的柯庆施——“文革”中江青曾于1967年两次赞扬已经去世的柯庆施。柯庆施的子女 柯庆施的子女现在是怎样的?柯庆施总共有四个孩子,三女一子。大女儿柯六六是个作家。六六写了大量关于父亲的回忆录。六六是在南京度过的童年,后来随着柯老工作的调任,六六来到上海。在六六的文章中写道,她刚到上海的那一个时期,整片夜空如同白昼。 那个时候,国民党不甘心失败,常用飞机到沿海地区骚扰。在六六五岁的时候就曾经经历这样的轰炸。那天本来一片祥和,六六和妹妹一起在跳皮筋,但是突然广播停了,灯灭了。六六说她永远不会忘记那时她对光明的渴望。柯庆施等人到了上海后,有人请客吃饭。据六六回忆,那时候她第一次见到了电梯,第一次吃到了西餐,第一次吃巧克力。不久之后,六六跟着家人搬离了花园洋房的家,搬进了工人新村。理由是柯庆施不喜欢花园洋房,认为那个时候的国家还非常的穷,他作为一个干部住好房子脱离了大众,心里很不踏实。住在工人新村虽然走进了群众,但是由于办公不方便,六六和家人又要搬家了。这次他们搬到了爱棠公寓,往后他们再也没有办过家。住房面积不大,但胜在离办公室不远,而且周围的邻居都是同事,六六的爸爸很满意这个家。 柯庆施的二女儿叫五六,三女儿叫友宁,儿子叫友京。他们为人低调,资料不详。唯一能够知道的是友京的妻子是邹家华的女儿。这就是柯庆施的子女一些资料。柯庆施怎么死的 柯庆施的下场是怎样的?1964年,柯老在上海做了手术,那时周总理特地在手术室外守了三个多小时。术后,柯庆施到北戴河疗养,随着天气渐冷,他又动身前往广州。大概疗养了半年后,柯庆施逐渐复原,准备继续工作。可是一月后,报纸和广播都报告了他的死讯,说他治疗无效死亡。 在柯老病亡后,国务院秘书长亲自前去处理丧事。柯庆施的追悼会相当的隆重,周恩来和邓小平亲自迎灵。一万三千多人到达公祭现场,主祭是当时的刘少奇主席。这是北京的公祭仪式。在同日,上海也举办了大型追悼会,林彪站在了最醒目的位置。另外有六个省会也举行了追悼会。江青对于柯庆施的逝世悲痛万分。柯庆施的女儿回忆,柯老这次的病来势凶猛,可在意识模糊的情况下,他依然关心国家大事。两年后,报纸上出现爆炸消息,柯老并非因病去世,是死于谋杀。文中充满着强烈的火药味,把矛头对准了刘少奇等同志。 经过详细调查,柯庆施临死前的真相被还原。柯庆施在成都与四川省委一群人聚餐后,深夜感到腹痛,当时上海医疗小组火速赶往成都医治。经过反复确诊,认为柯老有患胆囊炎的可能。次日,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柯老转危为安。可是入夜后,心脏停止,经过胸部按压,心跳恢复。此后,心跳暂停好几次。第三天,柯庆施心跳停止,再无力回天。为了查明柯老的死因,专家医疗团解剖了他的遗体,一致确认他死于胰腺炎。人物评价 盖棺未定 柯庆施在人们的心目中,似是一个盖棺而未论定的重要人物。有人说他德高望重,律己清廉,虽没有什么十分重大的贡献,但勤勤恳恳奉献了一生;另有人说,不,他搞极“左”,专门整人,还勾结“四人帮”,如果不早病逝,肯定会是“五人帮”了。对人的评价,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作为历史中的人物,他是客观存在,不是任由评者可以随意抹红或抹黑的。 柯庆施是中共一位老党员,1922 年入党,据说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和列宁握过手的人,那是出席在苏联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柯的仕途并不顺利,延安整风时被康生诬陷,妻子跳井自尽。建国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58 年5 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时,可谓权倾一时,威震一方。由于柯个子长得高,鼻子比常人大,在延安时人们叫柯庆施为“大个子”、“大鼻子”、“老柯”。南下后,柯地位升迁很快,加上他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走路蹒跚,背又有点驼,人们又改称他为“柯老”,连毛泽东在中央开会时也对他戏称“柯老”,从此“柯老”就成了对他的尊称,其实那时他只有五十多岁。 我于1957 年因“严重思想右倾”,被撤掉《劳动报》社长兼总编辑职务,调去筹备创刊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并担任评论员。1963 年任市委副秘书长。在1958 年到1965 年的七八年间,除每半个月为《解放》杂志写一篇评论员文稿外,大部分时间为市委领导柯庆施、陈丕显等干活,曾为他们起草讲话、工作报告、理论文章约六十余篇,并五次随从他们一起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又多次跟柯庆施到基层单位调查研究,与他们有比较多的接触。我不了解柯庆施的全部历史和全部活动,也不想涉及对柯庆施的全面评价问题,本文只是就我和柯庆施在1958 年到1965 年间的接触中,如实讲述一些具体事实,供读者了解柯庆施的若干情况。我所记忆的事实并不连贯,确切日期也难记清,但这些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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