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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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A、B系玉器之考察,一方面我们认为A系玉器,很可能是由岫岩一带的玉料制成;B系的玉料来源,可能与贝加尔-吉黑的玉器关系比较密切。再者,这20件玉器如果从玉器本身价值等级递变(gradation of values)和可让渡性(alienability)来考虑,两者间社会性质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考古人类学者傅罗文指出,价值的等级递变是指玉器可以按其大小、工艺、象征性、玉质、颜色等特质差异,构成价值上等级的递变。也就是说,不同玉器在当时社会文化的价值,并非一致,有着等级贵贱的差异。不同价值的玉器,既显示相互间互补的关系,更因为某些价值较高的玉器的存在,显示出拥有者特殊的社会地位,成为统治者或贵族某种特殊权力的象征[18]。

 

[6] 朱达:《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8期,页9-14。

我们认为有关红山玉器玉料来源问题,除了玉矿产地的考察外,有些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细致的认识。如玉料是在什么地理环境中采集?玉料在初步加工后,是否以半成品或成品形态直接从产地输出?这些问题,过去尚甚少讨论。从方法论上,这方面的探索,应该取鉴于考古学界对石器原料来源考察的一些通则[15]。

 

[7] 同注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页71。

[3] 方殿春、魏凡:《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页1-17。

[11] 邓聪、刘国祥、叶晓红:《玉器考古学研究方法和举例》,《科技考古的方法和实践》,文物出版社,2008年,页274-300。

众所周知,玉石器研究的第一步,就是矿物辨识和来源的分析。由于矿物辨识是地质矿物学的范围,在此不作讨论。玉器玉料来源问题,牵涉到相关地区软玉矿源的有无、玉矿丰富的程度、玉料采集方式和运输途径、玉料采集制作和使用者间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用玉的制度。人们如何对玉料处理的行为模式,牵涉到对红山文化经济生产体系的理解,玉器与社会相互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注释

[8] 甸村:《辽宁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积石冢中心大墓(M1)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8期,页4-8。

以上从玉料来源和不同玉器使用和社会价值差异等角度分析,初步反映了红山文化玉器来源的复杂面貌。

[10] 王来柱:《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红山文化积石冢中心大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0期,页4-14。

整体来说,从第5地点1号冢中心大墓玉器的大小和工艺特征来说,一对龟和勾云形佩玉器社会等级价值可能较高。再者,此墓没有呈泛白透明度高的璧和双联璧般的玉器。从上述第2地点1号冢M21和第5地点1号冢两处墓地出土玉器对比,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4] 同注3,方殿春、魏凡:《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页1-17。

山文化中的重器,尤其是M21:10的龟壳,通体晶莹光亮,造型逼真,加工极其精致。然而,龟腰部近头一侧,可见有一片较大破损,破损部份经研磨修整后继续使用。以上这几件玉器,在M21中都是唯一的器物,其中一些更可能是祭祀中的法器。可以推测A系玉器的价值,比其他环、璧等的玉器为高。

[18] Rowan Flad, “Xinglongwa Jades and the Genesis of Value”, The Origin of Jades in East Asia, Jades of the Xinglongwa Culture (Hong Kong: Centre for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Ar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7), pp. 224-231.

第三:岫岩玉矿生成地带邻近地区,以辽河平原和辽东半岛南端及海岛地区为主,年代距今7000-5000年,如新乐遗址共出土玉器3件、三堂遗址下层出土玉璧等。

[9] 同注1,朝阳市文化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遗址》。

[14] 郭大顺:《红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5年,页137。

[19] 周晓晶:《从牛河梁遗址M21出土玉器看红山文化玉器的北方因素》,《玉文化论丛4.红山玉文化专号》,众志美术出版社,2011年,页48-60。

[12] 闻广:《中国古玉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宝玉石》,1991年第4期,页32-34;闻广:《中国大陆史前古玉若干特征》,《东亚玉器》第二册,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页220。

4.      第5地点1号冢主人,应该与操控岫岩一带玉矿产出的集团,有着较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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